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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章:“伪”之辩(二)

    关于儒家思想的“巧伪”,庄子向来是抵制的,因为那是“虚伪”的,不真实的。

    但今日,他的弟子蒙仲却提出了一个「伪勇」的概念,借寓言生动形象地阐述了「‘伪勇’在某些情况下与真正的勇敢并无太大差别」的观点,这让庄子受到很大的冲击。

    因为按照蒙仲在那则寓言中所说的,倘若那名薛人“顺从懦弱本杏”,那名商人就会被贼子所害——引申下来即是“弱者因为懦弱而助涨世间之恶”,这并不会使世道变得更好。

    但是……

    庄子皱着眉头,提笔在一块竹牌上写下几个字:儒家多妄言,惑人非道。

    见此,蒙仲委婉地说道:“夫子,我以为世上万物都有‘阴阳’两面,凡事亦有正反利弊,儒家思想虽‘巧伪’,用「仁义礼德」迷惑世人,但未必没有可取之处。……昔日郑国有一人偷盗宋人之羊,被宋人抓获,相邻皆呼「郑人盗羊」,难道郑人个个都是盗徒么?恐未必。郑国亦有「郑庄公」那般的雄主,亦有「子产(公孙侨,法家先驱)」那般的贤相,且郑国是首创将国法铭刻于铜鼎之上而使国法一目了然的国家。”

    『郑庄公……』

    庄子皱着眉头思忖着。

    就像蒙仲所说的,凡事皆有正反利弊两面,世人对郑庄公的评价,就很复杂。

    首先,郑庄公是一名开明的雄主,善权术、轻礼义,而更关键的是,他作为周王室册封的卿士——诸侯都是周王室的卿士,却对周王室态度不恭,于是周桓王便伙同陈、蔡、虢、卫诸国联合讨伐郑国,没想到却被郑庄公带着大将「祭仲」——前文「人尽可夫」典故其中的人物之一——等人,将周王室的联军击败,使周王室颜面丧尽。

    郑国因此成为当时中迎最强大的诸侯国,而郑庄公本人,亦被后世称为春秋时代的小霸主。

    正因为郑庄公对周王室不恭,因此儒家弟子很厌恶前者,称郑庄公时当世“礼乐崩坏”的主要祸根之一,而一向对周王室很是恭敬的宋国,也因此与郑国相互看不惯。

    这也是郑国与宋国后来战争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    然而,郑国又是首个将国法明确“告知”于民的国家。

    在郑国之前,各国皆有各自的国法用来约束国民,但此时的国法,并不对外公开,倘若有人犯事,可能他到死未必明白自己究竟犯下了那条刑法。

    更有甚者,此时的国法已成为权贵倾轧国民、平民的一种手段——反正国法不对外公开,我说你有罪那你即是有罪。

    因此,当时各国的刑罚都很混乱。

    在这种情况下,郑国的国相「子产」决定改革,他在郑简公的支持下,铸造了一只大鼎,将郑国的刑书铸刻在这只青铜鼎上,然后将青铜鼎摆放在王宫门口,让全国的百姓都能看到这只「刑鼎」,看到他郑国的刑书。

    此后,郑人都了解了本国的法律,趋利避害,而郑国的权贵也不敢再借刑法之便倾轧平民,于是郑国因此而变得强大。二十年后,晋国亦开始效仿,赵鞅与荀寅把范宣子制成的刑书也铸刻在「刑鼎」上,将本国的刑书公布于众。

    对于这两件事,世人的看法评价亦大不相同,道家、法家都很支持,但儒家的圣贤孔子却竭力反对。

    在当时亦是大国的晋国亦推出了「刑鼎」后,崇尚礼治、厌恶郑庄公的孔子很不高兴地对弟子说:晋国大概要因此灭亡了,国民知道了法律,只看鼎上的条文,不看贵族脸色,这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?

    然而,晋国并没有因为这个刑鼎而灭亡,甚至于,后来各国陆续效仿,终于使原本秘而不宣的刑书,公布于众,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一部分人借刑书而使自己获利。

    “这位郑庄公,夫子如何评价呢?”蒙仲询问庄子道。

    庄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,他必须承认,郑庄公是一位褒贬皆有的雄主,他耍手段杀死起初就关系不好的弟弟「郑段(即叔段)」。

    郑庄公与郑段乃是亲兄弟,母亲皆是「武姜」,区别在于武姜生郑庄公时难产,经历万般痛苦才将其生下,而生郑段时则是顺产。

    是故,武姜偏爱小儿子郑段,而讨厌郑庄公。

    而郑段呢,仗着母亲的疼爱,在国内横行无忌,让郑庄公很是不喜,想杀掉弟弟甚至是母亲,却又唯恐遭到世俗的职责,于是想出一个计策,既放任弟弟郑段,让后者因此变得越来越狂妄、越来越跋扈,最终,郑段与母亲武姜联合,试图内应外合杀掉郑庄公,夺取郑国的君位。

    就这样,郑庄公名正言顺地用「讨逆」的大义杀死了弟弟郑段,还驱逐了他的母亲武姜,立下「不至黄泉、毋相见也」的誓言。

    耍手段杀弟逐母,此事尽显郑庄公的枭雄本色,但在治理国家方面,郑庄公却是一位明君,在他的治理下,郑国当时非常强大,不怵晋、楚。

    这样一位雄主,若单纯用“善、恶”或者“好与不好”在评价,就未免会有失公正。

    而儒家的思想,蒙仲认为亦不能单纯就定为“惑世妄言”。

    不可否认,儒家思想认为“礼制至上”,甚至于孔子曾经还包庇了弟子「曾参」。

    这件事的起因,是曾参的父亲「曾占」。

    某日,据说有乡人的一只羊跑到曾占的家院前,被曾占捉起来宰杀吃了,而其子曾参没有举报。

    后来叶公——「叶公好龙」的那位叶公,便就这件事对孔子说道:我们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,父亲偷羊,儿子就出来检举揭发。

    孔子就回答道: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这种正直有区别,父亲替儿子隐瞒,儿子替父亲隐瞒,正直就在这里面。

    儒家思想“崇尚礼制”,就到这种地步,也难怪道家会指责儒家“巧伪”,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。

    后来孔子的弟子「子夏」说道:大德不逾闲、小德出入可也。

    很符合儒家的风格,儒家一向认为,作为有君子人格的人,应当顾全大局,而不必执着于细节。

    但孔子时代的儒家,也有值得赞赏的地方,比如对「学」的态度,《论语》中的「学而时习之、不亦说乎」,但学的目的是什么?

    对于孔子本人而言,他学习的初衷是为了当官,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尊重。

    再到孟子、荀子时期,荀子首次提出了「学以致用」的理念,使儒家的「学」,总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——用!

    用在哪里,即用在治国、用在治人。

    说到治国、治人,应当首推道家的治国之道,在治国方面,从道家鼻祖老子起,道家就明确地指出了「无为无不为」的治国策略,以劝诫各国的君主。

    「无为」,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,而是指顺应自然,不要做多余的事。

    比如说,在四五月本应该做农事的时节,君主不要因为与他国开战而耽误了国民的农事。

    关于这一点,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:百亩之田,勿夺其时,八口之家,可以无饥矣。

    其中的「勿夺其时」,就是告诫君主顺应自然——该让农民种地的时候就让农民种地,不要做多余的事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,还可以延伸到对待国民的态度,总而言之就是,国民想要去做什么,就让他们去做,君主不要“额外”——即除了刑书以外——去约束他们。

    而「无不为」,也不是指什么事都做,同样也是指去做顺应自然、顺应天道该做的事。

    这方面体现在哪里呢?

    打个比方,国内发生天灾,务农的国民因此颗粒无收,这个时候就应该顺应自然,开仓救济国民,而不是违背天意,继续向国民征收田税。

    延伸下来,还有想办法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这类的。

    君主无为(不做多余的事)、臣子无不为(多做些顺应天道、顺应自然的事),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国思想。

    而相比较道家的治国思想,道家的“治人”思想,就显得格外的“不亲和”。

    在这方面,道家的主张就是自我约束与自我提高,道家认为,只要世上人人都注重道德,那么这个世道就不需要多余的东西——比如儒家「仁义礼数」的束缚,以及法家刑法的约束。

    但遗憾的是,世人未必都有这样的觉悟。

    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局限,或者说,也是它被称赞的地方:道家思想只主张自我约束、自我提高,却并不会像儒家、法家一样,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人身上。

    而就,就注定道家思想很难在像当代这种「道亏之世」有所作为。

    “并非我道家思想不好,恐怕是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”。

    蒙仲正色说道。

    听闻此言,庄子带着惊讶看向蒙仲。

    因为蒙仲的这个观点,与他不谋而合。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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